城市哪里不必太聪明,哪里可以更聪明|未来城市大哉问

2023-07-01 最新动态

腾讯研究院&澎湃研究所&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课题组


设计未来城市,并使其能够生长,就要思考和理解城市。针对有关城市的大问题,我们访谈了许多处在前沿的思考者和实践者,包括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者、人文地理学者、技术史学者、互联网法学者、经济学者、公共管理学者、未来学家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,以及从事城市服务的企业管理者,试图得到一些答案和线索,能够更好地前行。

所谓科技向善,正是为了免于落入自作聪明的窠臼。作为未来城市的使用者与营造者,在此,我们尝试回答这个问题:城市哪些方面不必过分聪明, 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聪明。

也就是说,在理解技术的演化规律之后,人应当如何在技术中保留自己的主动性,能否更为自觉地运用技术,并使之服务于城市的理想。

这就必须立足于城市演化的规律,乃至人类生存体验的本质,审视当下技术所致力的向度,并且主动思考、总结和评估。最后形成某种可作为基准的观念。



思维的实验


还是先从科幻说起。很多人眼中的科幻感,是用各种声光电的硬件,描述对宇宙、卫星的想象。而《科幻世界》副总编拉兹认为,真正意义上的科幻,和追求酷炫的“科幻感”,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他说,科幻的内核,是人本身关于另一种可能性的思维。在这个意义上,中国目前没有真正原创的、硬核的科幻园区。

他举例说到,比如,如果要测试无人驾驶的技术水平,自然需要拿一块空地,做一个实验场,供无人驾驶的设备去实际运转;但如果要的是设置一个关于无人驾驶的故事场景,那么,汽车都可以是假的,只需设置供触发的既定程序,让沉浸其中的人认为是真的,那就实现了科幻的目的。就这个例子而言,表现形式没那么重要,科幻本身的核心是,要让人思考,如果出现无人驾驶,人类社会将变成什么样,对个人又有什么影响。

进而言之,做这一类思维实验,甚至不需要用到声光电。可以用一个沉浸式的法庭辩论场景,让游人化身观众进行体验和思考,从而意识到,今天自己的抉择,真能影响到未来。拉兹感叹,这才是科幻的价值和吸引力之源。

在拉兹看来,技术影响力越来越大,潜在的破坏力令人忧虑,因此这类思维实验非常重要。

现实中,要真正依靠法律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,得经过一系列过程:收集证据,再进行基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讨论,研判技术如何影响人的生活,进而将这种影响概念化,然后将概念融入法律,还要察觉和探讨相应法律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。

也就是说,法律的形成、制定和运行,因慎重而相对繁复。追不上技术的应用速度。这是法律本身的局限。为此,需要早些为未来进行设想,而科幻正是一项非常好的工具。

拉兹也并不讳言,科幻小说的视野也存在局限。如果说,单个创作者能想象的未来,是比较有限的,那么,可以请很多人一起想,会想到更多关于未来的可能性。拉兹认为,无论民间还是官方,人类社会都需要设置一些关于未来伦理的思维实验部门,提前给人类的未来做顾问,需要未来学家、政府官员、企业家、学者,等等,坐在一起认真讨论。

“站在纯科幻的角度说,这件事情未来一定已经实现了。否则,人类可能某一天会被战争狂人或科学狂人毁灭掉,到了那个时候,未来的人为了阻止这件事情发生,会派一个人穿越时间回到今天,让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。”拉兹笑言。

这些事情必须做在前面。以拉兹所见,现实中已有了一些相应的雏形。比如,医疗产业就已经开始关注未来的伦理。也许,这类部门会从各个行业之中生成,最后产生横向的链接。



数据的沟壑


诸多新兴技术应用,应当如何纳入城市,这不仅是头脑中的思维实验,也有过现实中的尝试。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,谷歌旗下Sidewalk实验室的城市创新产品几乎已要在多伦多水岸落地,但还是中途夭折。

Sidewalk对城市的美好构想最终只停留在效果图上。虽然房地产的开发成本高企,是这个项目结束的直接理由,但毋庸讳言,民众对数据和隐私的忧虑,使得项目长期搁浅,才是谷歌退出的最重要原因。

人们的担忧并非凭空而来。该项目的参与者说起,Sidewalk所犯的最大错误可能是,拿出这样一种姿态:自己没有这些问题的所有答案,但很乐意和大家共同找出解决方法,要和政府与公众进行征询。而这样的姿态没有获得信任。

这位参与者总结说,人们不相信,谷歌的员工在试图谦逊地共同讨论。每个人都认为:“在谷歌工作的人都绝顶聪明,如果这些人都说他们还没有想出办法,那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想出了办法,但他们对我们保密了。他们到底想隐藏什么?”

为此,在项目参与者看来,需要在面对民众之前,把所有关于数据和隐私的问题解决掉。不能留给人们做最坏的打算的想象空间。

不过,要从头制定规则并不容易。围绕信息社会中的“遗忘权”,已有颇多讨论。其背后是人们希望重塑数据流通和使用的规则。整个人类社会,并没有预先想好,这些规则要如何确定。因此这些规则自出现之日起就倾向于让掌握数据的一方受益。比如,之所以机器会记住某些数据,不肯将其“遗忘”,实际源于商业利益——它们来自潜在的消费者。

这是绕不开的一道难题。一方面,个人如果要寻求改变,去划定自己哪些数据可以删除,哪些不能,会经历非常复杂的协商过程。改变规则的工作,无法由个人一己之力执行。更重要的也许是,只有足够大规模的数据,才能从中提炼出有意义的信息,进而支持相应部门的决策。个人层面的数据,倘若没有达到规模效应,价值就会非常有限。事实上,以个人为中心的数据向度,基本不可能塑造出来。

那么,城市中的数据,应当如何看待和运用?科幻作家陈楸帆也提及,讨论城市如何运用AI治理,实际上,关乎数据如何收集和被如何计算。城市未必能收集到所有人的数据。而且,人群有多种维度,可用多种方式刻画,进而纳入某种算法。但无论采用哪种办法,其间总会有某些弱势群体,被低估或忽略。在这个意义上,需要讨论,如何才能尊重市民的天然权利,在最大程度上寻求向善的公约数。

不同算法对应不同的权重考量,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不同人群。这意味着,一个复杂多元的城市,不能只采用一套算法逻辑。陈楸帆设想,城市每个小的片区,也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,拥有更能适应自身状况的模型。而在大的城市整体结构中,需要统领一些核心指标,比如,安全管理数据、经济数据等;不过,对这些核心指标数据进行观照和运用,未必要对片区治理的具体决策产生影响。

数据能够共享,是让城市更聪明的大前提。在城市政府系统内部,数据的开放更为重要。万物云管理合伙人、首席科学家丁险峰也说到,当下,一些地方推动数字政府建设,后台系统内部数据可以调用,在方便市民办事的同时,也避免了自身成为数据孤岛。

在更宽广的维度上,来自政府、企业、第三部门等各类机构的数据,理当有更多互联互通机制,而不是任其相互割裂。过程中,要解决隐私安全的问题,还需遵守公平和透明的原则。比如,可以规定,大型企业有一定的特殊义务,需要把数据开放给中小企业;公共部门的数据,其目的应当回归城市的公共利益,绝不能服务于企业的利润和商业价值。

另一方面,这样的数据应该开放,能为任何人所用。如此,数据才能真正赋能于人,让人获得主动性。但是,单个人能力有限,效率不高,很难成为数据管理和运维的中心。欧洲一些地方,在讨论摸索这样一种模式:一群人建立一个服务于共同目的的数据池。这样,可以得到有足够规模的数据,至于如何使用和运营,由大家集体决定。考虑到其共同目的大多会在商业逻辑之外,实际上,这也将有助于整个城市系统的韧性增强。

如Sidewalk项目参与者所说,对营造一个智慧城市而言,这是最重要的问题:如何收集所需数据,而不烦扰或惊动人们。但实际上,数据本身或许不属于任何一个人,但其权属仍需辨析。数据池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,可惜的是,虽然最后提出了这类方案,但为时已晚,相应基金会还没来得及成立,Sidewalk项目即告结束。



增强适应力


技术的应用,能否增强人本身的适应力?城市似乎更聪明,但有时让人无所适从。2021年8月,一位日本盲人运动员在东京奥运村的人行横道上,被丰田研发的E-Palette自动多功能车撞倒,盲人跑者虽有工作人员护送,但还是没有预料到,这辆车在该停下的时候没有停。

丰田Woven City项目的参与者,对我们提到这件事。他说,也许需要做更多短栅栏或导览标识,将道路与步行区域分开。

哪怕到了陌生的地方,盲人也会依据声音和触觉判断所处环境,只是需要适应过程。如果寄望于对面的自动技术及时闪避,或被限定在一个被分割出的空间活动,而不能依靠自己的警觉去体察,恐怕,盲人就会更难提升自身的适应力,无法充分感受城市的妙处。

固然技术可以让城市更聪明,但是,如前所述,技术无法取代人自身体验的价值。

不过,事情也有另一面。人的感受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。进入数字时代,当代人很难忽视所有令人分心的东西。对课堂上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要求,也是近代才出现的事。但是,哪怕旧的技术被取代,原有的技术也不会消失。这也正是系统适应力的一部分。

大脑作为可以变化和演进的系统,可以更为灵活地适应变化中的世界。城市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在系统的混乱中,适应力才能成长。技术需要为城市保有复杂性,而不是迅速达成明确目标。

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、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·卡尼曼在其著作《思考,快与慢》中论述到,人做决策时,会调动两种系统,系统1的运作是无意识且快速的,而系统2则要将注意力集中到用脑力思考的活动中。

许多岗位上的工作变得标准化,有了信息和数字技术,对其考核和掌控就更容易——比如,丁险峰对我们提到,万物云所进行的保安、保洁等工作,也在依托数字化技术,实行标准化品控,从业者需要依照规章执行,但长远而言,这恰恰意味着,往后能用机器人本身执行的工作,不会再用人去完成。从城市系统而言,一些更为复杂、需要情感连接的工作,是不可或缺的。

哪怕是实用的科学发现,也几乎都源于无心插柳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,要具备一定弹性,而不是被安排为固定的日程、路线乃至举动,这样才能发展出可以适应变动的能力。有学者指出,为了能长远达成各种目标,人们必须在短期内拒绝参加目标明确的活动。这就要权衡,何时对未知进行探索,如何对工具进行运用。

当然,技术也在增强城市的适应力。日本工程院院士沈振江说到,元宇宙、区块链等技术的导入,能够极大节约管理成本。比如,虚实结合也可帮助进行管道维护,让维修人员根据传感器和AR设备,从地面获取地下管道的情况。

另一方面,系统充分具备韧性,也意味着可以消化低级的错误,不致造成严重后果。实际上,数字化运维过程中,所出现的大部分疏漏,都源于十分简单的差错。或许,技术需要增强人类适应的能力,而不是相反,这也是城市作为复杂系统的根本。



快与慢


“快与慢”这组概念,也可以用来描述城市系统运行的技术应用:在城市中,人们直觉存在的问题,早已浮出水面,也有依托信息流渠道的解决策略;但另一些尚待认真辨析和解决的问题,在普遍的概念中,还并没有得到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研判,或是当下还缺乏解决的能力和手段。

正如AECOM高级副总裁刘泓志所说,当下技术发展的节奏,远快于我们思考技术如何服务于我们工作、生活的速度。技术一定程度上,可以解决一些城市发展的普适性问题,如城市住房、交通、医疗、教育、安全等方面的渠道效益问题,但没有解决其内容生产或品质问题。

例如,远程医疗、跨境医疗、跨技术领域医疗都十分发达,但医生以及医疗诊断能力等,似乎还无法量级化地放大医疗资源;很多学生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接受线上教育,但没有提升教学的核心,高品质教育知识的生产。

信息技术渠道背后,要有实际的供给跟上,也需要增进合作交流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说起,可以通过直播和二维码体系,形成数据化的农产品输配、溯源管理体系,与有机农业国际标准牌照对接,也可为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带来较大的致富机会。而当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之所以弱势,在于冷链技术的普及性和覆盖度不足,一般常规性农产品几乎没有冷链供应,未来农业现代化的品质保障层面存在较大缺口。

资本背后的价值伦理非常关键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认为,高技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是容易形成垄断,并天然地和资本结合。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,整体而言是普适性的。在美国走出城区,手机信号便从4G变为2G,大量非发达地区没信号,而在中国坐高铁信号都不会断。其背后反映了人文关怀。垄断性技术如果出发点向善,最后就能形成普惠。

刘泓志认为,过去成功的技术发展都是在解决底线问题,现在以及未来技术发展的成功更多是目标导向的过程,取决于其背后的城市价值观。而相应的目标与观念,还有待依托更多实践去深入讨论。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不会太快,这也许才是更为现实的城市基底。

(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执笔)



WeCityX团队总结:


新一轮的城市革命无疑是技术驱动的。而数字技术和能源技术自然是第一动力。然而,城市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,很多决定因素却在技术之外。人性与伦理是技术的底线和原点,谋定而后动,往往胜过盲目地拿着锤子找钉子;数据和隐私是锋利的双刃剑,用好则势如破竹,但一不谨慎就会伤了自己;人和城市的适应性不容忽视,应顺势而为而非急于求成,技术可以帮助人,但不要急于改造人。

总之,城市的顶层设计并不是简单的系统架构,而是对技术与城市关系做整体性思考。在技术之外,要多问问,该哪些快、哪些慢、何处快、何处慢。欲速,则不达。


拉兹 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、《科幻世界·少年版》主编

陈楸帆 科幻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

丁险峰 万物云管理合伙人

沈振江 日本工程院院士,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刘泓志 AECOM亚太区高级副总裁

尹稚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,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,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

周榕 中国当代建筑及城市评论家,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,全球知识雷锋发起人



未来城市大哉问:

发起:腾讯研究院

出品:腾讯研究院 澎湃研究所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课题组

WeCityX特约观察:澎湃研究所

访谈执行: 刘琼 李瑞龙 窦淼磊 王鹏 刘莫闲 徐一平 张翼 李孜 王昀 龙瀛 张炜仑 李伟健 张恩嘉

视觉设计:帝都绘

插画:罗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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